本土的映畫故事
台灣國片
日治時期
臺語電影興起
健康寫實電影
胡金銓與新武俠片
功夫片興起
愛國政宣電影
兒童電影
學生電影
興起與沒落
國片復興熱潮
特色
1990年代
以來,台製電影市場景氣一片低迷,許多人都不願意進電影院觀賞國片,不過近年來,新秀導演以不同方式拍攝出台灣人的故事,讓觀眾在電影院裡感動、開懷大笑,觀眾對國片市場信心提升,使國片市場重新燃起新希望高。
2008年
是低迷已久的台灣電影出現戲劇性發展的一年,台製電影總觀影人次卻創下近五年來的新高。《
冏男孩
》、《
海角七號
》、『九降風』《
一八九五
》均履創口碑和票房佳績,而《
海角七號
》票房更達5.3億元。
台灣導演
現今的台灣電影是以一群默默努力的電影工作者所支撐,也成為台灣電影的驕傲,除了
侯孝賢
與
楊德昌
已在國際影壇建立作者導演的地位外,馬來西亞來台的僑生
蔡明亮
也已成為世界矚目的台灣導演。
除了
李安
、
侯孝賢
外,
蔡明亮
則一反新導演普遍探索懷舊或歷史記憶的題材,並將觸角深入都會男女生活中,其中,早期作品《
青少年哪吒
》觀察都會青少年虛無而沒出路的生命、得獎作品《
愛情萬歲
》探觸寂寞的都市男女互舔傷口、另外,幾年後的作品如《
河流
》及《
洞
》更是赤裸描寫黑暗都市的情景。相對的,蔡明亮電影雖給人一種現代寓言的感覺,但也因為十分灰澀難懂而曲高和寡。除此,其他在
1990年代
出現的新新導演,如
陳國富
、
徐小明
、
王小棣
、
易智言
、
陳玉勳
、
林正盛
、
張作驥
,以及獨立製作的
黃明川
、
賴聲川
等,也屢有佳作。
而
2008年
以來的國片復興浪潮中,也有許多新銳導演脫穎而出,其中代表者為執導《
海角七號
》一炮而紅的
魏德聖
;但事實上,這些新銳導演並非電影業界的新手,而是在國片低迷的時候琢磨出底子,在適當的機會得以大展身手
[2]
。
政府的影響
台灣自日治時期後期至解嚴前,電影產業的發展一直受到
官營
製片廠所主導。當時台灣電影的製作基本上也是以官營製片廠(
台灣電影公司
、
中央電影公司
、
中國電影製片廠
)所拍攝的
新聞
片與
政治宣傳
片之製作為主
[3]
。
1962年
,政府為促進本國電影事業的發展,由
新聞局
舉辦
金馬獎
,頒發電影獎項鼓勵優良國語影片及優秀電影工作者,也曾改由教育部文化局來主辦,直到1991年,新聞局宣佈決定將金馬獎由官方全部轉交給民間團體
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
主辦。自1970年代以來,金馬獎一直是華語電影界最受矚目的電影盛會之一。官方的主導色彩在1980年代以後逐漸消退,但隨著西方好萊塢影片的開放及風行,台灣的電影產業逐漸萎縮低迷。
近年來,由政府出資及主導的「電影輔導金」成為一個鼓勵台灣電影產業及發掘台灣電影人才的重要方式;電影輔導金由
行政院新聞局
主管,其補助金額以「片」為單位,分為五百萬元及八百萬元兩組。投入金額最少達十五部影片的一億兩千萬元以上,其中,各項申請均有一定規範,例如五百萬組目的乃鼓勵第一次執導劇情長片新人導演。事實上,今台灣電影輔導金的設施,重點落實培育電影人才、促進影片製作能達一定品質和增加影片數量與素質,最後達到產業量能皆達的目標
[4]
。
電影輔導金於2012年分為一般組、新人組及紀錄片組,一般組最高可獲二千萬元(上限)之輔導金;新人組及紀錄片組最高可獲一千萬元(上限)之輔導金;此外,電視電影可另外申請高畫質補助,金額上限為三百萬元。 雖此電影輔導金帶來許多批評,但若以「創作來活絡台灣電影產業的角度」來看,仍多受肯定,事實上,許多人認為輔導金實為台灣文化的輔導架構
[5]
。
過去《電影法》中規定,
中華民國國民
在
中華民國
國內設立公司製作、編、導、主演,以本國語言發音之電影片為國產電影;而中華民國國民在國外製作、主演,並以本國語言發音之電影片為本國電影
[6]
。現在的標準則改由行政院新聞局依照拍攝與製作地點、導演與主要演員,以及資金來源在一部電影中所佔比例來認定
[7]
。
紀錄片
除了知名導演與所其執導的片子外,今台灣電影尚有
紀錄片
的蓬勃發展。該發展主要是受惠於1987年的
解嚴
與
小型電子攝錄影機
的普及化,另一方面的成功因素,乃是台灣
文建會
的支持與推廣教育。事實上,其他政府與民間單位也積極資助,並設立各種影展與獎項以鼓勵優良紀錄片等激勵,也是紀錄片蓬勃的主因。
今台灣有一批年輕紀錄片導演。來自台灣社會各階層的他們,其影片題材也五花八門。題材從探索嚴肅社會或政治議題到有的以自己或家人、朋友為拍攝對象皆有。其紀錄片主軸,也從探索社會到探索個人的生活與問題。因為配合得當,整體成績已漸受國際矚目,並有不少的國際重要
紀錄片影展
獲獎紀錄。另外也有如《
無米樂
》的叫好叫座影片
[8]